“茶文化”如何成其“文化”?
不同年代,茶的功能也不相同,唐人饮茶谈艺术,宋人饮茶重意境,元代饮茶粗犷豪迈,明清讲求修身养性。自古“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茶”则是文人雅士的七件雅事,俗事文化和雅事文化都包含“茶”,由此可见在这雅、俗两个文化层面,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“茶文化”泛指与茶相关的文化,包括茶产业、饮茶、品茗、器用、茶事等,其层面除了人文历史哲学,甚至涵盖政治、经济等。以茶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来说,自中唐以来,历代茶政与饮茶方式都有相关记载与论述。就经济的层面来说,唐代时期社会安定、经济发达,因茶风鼎盛,茶的大量生产、促使贸易消费发展迅速。就文学而言,历代文人对茶推崇备至,以茶做为题材,留给后世人许多有关诗、词、书、画、歌、赋、曲等佳作。从自然现象来看,历代茶文化随着制茶工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,如茶树品种、栽培、制作、加工等。从历史层面而言,自茶的源起,不论茶叶加工、饮茶方式,以及历代茶事记载,均有长足演变。就茶文化与宗教思想层面来说,儒家的追求的中庸之道,道家的反璞归真、清静无为,主张茶禅一味的佛家,都能与茶文化思想产生共鸣。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,“茶文化”广义的说法:也即是通过茶事而与人类生活经验相关并化成的人文历史累积。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与品茗相关的文人生活体验、仪礼及其审美情趣。如茶艺、茶道、茶礼等。
下面按照朝代来分述各朝代的茶文化特点。
1、唐代 唐代是分水岭,皇帝经常赐茶或茶药给大臣,特别是对于请假入觐的官员,以及返乡省亲的大臣,赐给茶药更成形制。有时候也以茶犒赏劳军队,将茶分给将士,以是体恤慰劳之意,为的是茶可以消去戎甲的湿暑之气。唐人也常借着致赠茶、药表示奖励、感谢、慰问、虔敬的心意。
唐代煮茶与煎茶,是其主要品饮方式。使用茶器多以瓷器为主,有所谓南青北白瓷,“青则茶色绿,白则茶色丹”。唐代饮茶讲究色彩调和,其审美要求,对后来茶道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。
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批供奉唐僖宗的金银茶器,对唐代饮茶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印证。也呼应陆羽《茶经—四之器》中的二十四种茶具,连晚唐宫廷的饮茶器具几乎都遵照《茶经》的形制和要求。当时出土的唐代皇室文物茶具完备,大多是镶嵌珍贵的银器,据闻是西安银匠的作品,还有青瓷器具和越州窑特有的秘色瓷,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,色泽沉稳、质朴大方,是陆羽视为上品的青瓷茶碗。也证实了陆羽《茶经》中“类玉”、“类银”的比拟,这可能是唐代茶器常见的质材。秘色瓷的“千峰翠色”属青瓷体系。法门寺茶器系属唐僖宗所供纳,彩金银色搭配吉祥图案,制作用料与器型设计,最能反映唐代晚期工艺水平,唐代的饼茶有方形和圆形,煮饮时,先将饼茶炙烤,待其晾凉后,以茶盏研碾成末,因此茶碾也成为茶器中不可或缺的器用。唐代皇室多崭现贵气的鎏金茶器,廖宝秀在故宫茶话一书提到:“法门寺出土地茶碾及其他鎏金茶具,均为皇室进奉之物,制作精巧,纹饰线条流畅,反映了唐代工中金银器作坊‘文思院’高超的工艺技巧,尽管陆羽在《茶经》中主张茶碾以橘木制作者为佳,其次是用梨、桑、桐、柘木为之,然而唐代皇室、贵族、文人却喜爱用金银或玉等制品。”可见当时唐代皇室饮茶多用金属器及稀少的秘色瓷、琉璃茶具,一般常民百姓则使用陶瓷茶碗居多。
唐代承袭汉代以降东进南北朝的饮茶文化,陆羽《茶经》的揭橥了唐代饮茶方式,也对茶学、茶事各方面深入探索与宣导,自此,为茶艺类茶道及风雅类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,加上在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文化影响下,中国茶道文化在唐代形成,唐代时期饮茶行为,显然已从物质需求提升到艺术文化领域。
2、宋代的茶文化 宋代,茶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、文化中日趋重要,茶叶产地逐渐扩大,由于宋辽互市,以茶换取粮货,也使宋代茶叶贸易有了发展。饮茶风尚更是盛行,茶叶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。宋代经济繁荣,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说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。有“客至则啜茶,客去则啜汤”的习俗,客人上门时奉上一碗茶,离去时要送上一盏汤,所以如要遣走客人,便可送上汤明示,客人想离去时亦可索汤暗示。
宋代饮茶以团茶、片茶(末茶)为主,《宋史・食货志》记载:片茶蒸造,实卷,模中串之,惟建茶则既蒸而研,编竹为格,焙室中最为精洁。他处不能造。茶主要产地多以以东南、四川为主。御用茶、龙凤团茶以福建建安所产的最佳。此时期饮茶风气盛行于宫廷中,宋仁宗、宋神宗、宋徽宗皆是喜爱饮茶。宋徽宗先将茶蒸焙再研磨,将碾成粉状的茶末与沸水混和,再用竹帚回环搅拌成,调成沫饽丰富的茶汤,以提升茶的风味。日本人将此作法融入茶道,这个使用的竹帚称为茶筅,也即现今抹茶道使用的工具。所谓上有所好,下有所从,宋代饮茶时尚一时蔚然成风,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,皇帝曾经下诏北苑官焙,制造精品贡茶。宋徽宗对饮茶艺术有其独到见解,著有生产、制茶的《大观茶论》、对于烹制和品质各方面都有较详尽的论述,从而推动了茶宴之风行,使饮茶风俗更加迅速普及于常民。
宋代文人雅士流行“分茶”游戏,诗人李清照便是个中高手,所谓“分茶”又称“茶百戏”、“水丹青”或“戏汤”,具体操作的方式是;煮茶时,待茶汤上浮细末如乳,就用箸或匙搅动,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延续了唐代美学,并付诸实践。
宋代文人对茶的自然属性即有深入的体认,北宋文学家吴淑在《茶赋》中便提到:“夫其涤烦疗渴,换骨轻身,茶荈之利,其功若神。”足见宋人对饮茶的环境很讲究, 要求有楼台、谧室、明窗、曲江、松风竹月等。饮茶人也各有追求,清谈把卷之时,品茗赏饮,与茶品相融相得。饮酒要有酒伴, 品茗亦须茶伴, 酒逢知已,茶遇同趣,若有佳茗而共饮非其人,若是其人而未识真趣,也是扫兴。可见宋人强调品茗不仅注重环境,而且也慎选茶客。欧阳修在《尝新茶呈圣俞》中,也对品茶做了审美描述,他说:“泉甘器洁天色好,坐中拣择客亦嘉。新香嫩色如始造,不似来远从天涯,停匙侧盏是试水路,拭目向空看乳花。”品茶须要“茶新”、“水甘”、“器洁”、“天朗”、“客嘉”五美,这是讲究品茗意境的最佳组合。
宋代品茶还有“三不点”法则,对品茶环境有更具体的要求,也就是“泉水不甘不点茶”,“茶具不洁不点茶”,“客人不雅不点茶”。显然宋人点茶已相当讲究。宋代茶饮是以饼茶为主,“末茶点冲法”为饮用方式,需先将饼茶碾磨成末,再用“罗”筛过,呈细茶粉,茶粉放入茶盏中,以汤瓶点注沸水,并用茶筅(帚)将茶粉与沸水快速搅匀,汤成而后啜饮。
3、元代 元代可说是宋到明的过渡时期,因开放西北方茶市,饮茶风气逐渐遍及边疆少数民族,对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将“茶”推广到四大汗国领域,北达俄国,西抵波斯帝国及地中海以东的国家。新疆、西藏、蒙古等游牧民族,对茶也有相当的喜好程度,因饮食习惯喜食肉类,而“茶”有助消食,故将茶视为不可或缺的饮料。元代散曲中的茶礼、茶俗描写,多是沿袭唐宋茶文化而来,元代王祯《农书》云:“夫茶,灵草也。种之则利博,饮之则神清,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,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。诚生民日用之所资,国家课利之一助也。”
元代茶的生产基本上是沿袭宋制,茶叶加工方法有所改革,茶叶由紧压团茶改为条形散茶。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、炒青方式,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艺,大多是民间日常饮用。这应与元代统治者阶级的粗犷豪迈性格,使茶从唐宋时期讲究华丽雅致中,回归自然简朴原始,对中国饮茶风俗与习惯有了不同的思维,在茶文化的发展上可说是一个转折的阶段,一种通俗饮茶方式的发展。饮茶方式和文化也随之出现新气象,直接将散茶投入盏中冲泡饮用,这种冲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简易,更能保留茶叶本质不被破坏,保留其清香味,这是中国饮茶史上的一大创举,但此时尚未普及。
元代外族统治中国不足百年,此时期饮茶,主要是因饮食习惯喜食肉、奶制品茶用来调节生理需求,文化精神层面较少,游牧民族粗旷豪放性格,对于繁琐的茶道不感兴趣,故无产生茶学专书,虽无茶事专书,但在散曲里常提到茶具,皆表现出与元代茶文化相结合的气息,从许多元曲中可看到有关茶文化十分丰富的内容,主要多是体现游牧民族奔放自由的文化气息。对于不热衷仕途或无缘为官宦的文人雅士来说,茶不仅带给人们生理上的享受,更是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。元代可说是中国饮茶风俗发展的重要时期,不仅改变国人的饮食结构,让蒙古统治者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,对社会经济来说,有了新产业,对汉人的精神生活来说,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礼俗,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。
4、明清代 明代历经唐、宋、元的孕育,在艺术与形式已到达高水平。明清文人注重怡情养性,以闲赏安乐为主,悦心养性、好古敏求、茶人对品茗意境审美涵养,较之唐宋更为讲究,有所谓“独啜曰幽,二客曰胜,三四曰趣,五六曰泛,七八曰施。”意思是说独自品茶可以体会茶的神韵,二人对饮可进入茶的优美情境,三四人品茶可领会。
饮茶的乐趣,五六人饮茶,情趣便大打折扣,泛泛而罢了,七八个人只能算是一起喝茶,算是施舍茶水罢了,对讲求情趣的明代人而言,品茶是不宜多人的,人多必然喧闹,品茶的雅趣也会消失殆尽。唐代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云:“柴门反关无俗客,纱帽笼头自煎吃。碧云引风吹不断,白花浮光凝碗面。”文中刻画出文人的“独品得神”高远境界。在狭小的破柴屋中,尽管贫苦仍能保有高尚情怀。人们喜欢喝茶,重视的是追求精神感官的享受,藉以陶冶性情,这种文化的传承,至今更多人把饮茶当作一种修养生息的生活方式。
明、清时期的茶文化,因受到制茶方式的改变,品茗的仪式及茶器具形制需求相对有所变动,除了延续唐宋点茶、斗茶的趣味性之外,更强调茶叶的本质、茶的原始香气,追求的是茶饮的清明之气,相对于茶道精神,在品茗乐趣中,更为提升人格涵养。明代紫砂茶具因饮茶方式采瀹泡法后,更加受到嗜茶者喜爱,带动茶具的推陈出新,其形制和素材,为迎合当时社会所追求的色泽淡雅、朴拙、自然、温润、雅致的优美小品之需要,紫砂壶艺术成为时代的产物。时代的审美情趣影响其造型及纹饰,紫砂壶的发展和演变,由粗趋简、由简趋繁,进而追求反璞归真,可见明代茶饮丰硕的文化写照。因小壶渐呈瀹泡方式,有别于唐宋的盏碗,因而发展出更多不同风潮的茶饮形式、美学。明陈洪绶《隐居十六观之十二谱泉》图中隐士手执白瓷高足杯品茗,旁备煮水单柄壶及三足茶炉,以大型宜兴茶壶冲泡品茗,正印证明代人所谓一人品茶得神的意境,茶人、茶事、茶客形成茶道关系,自酌品茗时,主人自己也是茶客,语默动静之际,与自己内心对话,进行人与茶的清明开展。庄子曾说: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,一个人孤独的与天地精神对话,李白在《月下独白》也说: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;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由此可见明人是懂得独酌品茗情趣的。
以茶入画是明代文人在茶文化艺术中的一大特色,尤其以吴门四家是明代茶画中最具代表性,画作多以茶事活动为题材,追求品茗意境,文人雅士在茶画中留下了珍贵的茶事活动。明代罗凛在《茶解‧煮茶》中如此写道:“山堂夜坐,汲泉煮茗。至水火相战,听松涛倾泻入杯,云光灩潋,此时幽趣,未易与俗人言。”夜坐、煮茗、听涛、云光潋滟,更道出了明代文人清新脱俗,闲来一杯茶的悠然雅趣。
明代的礼俗文化中,“茶”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,茶性不可移和种茶必下籽引出了“茶礼”,许多少数民族或汉族,有“以茶为聘”的礼俗,婚丧喜庆都也都少不了茶,古人认为茶树不可移植,所以结婚以茶为礼,寓意坚贞,称之“下茶”。明许次纾《茶疏》曰:茶不移本,植必子生,古人结婚,必以茶为礼,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。今人犹其名礼曰下茶。南中夷人订亲,必不可无,但有多寡,礼失而求诸野,今求之夷矣。茶树只能以种子栽种,无法嫁接移栽,一旦移植就会枯死,婚姻是要求忠贞不渝以及婚后多子多孙,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,取其不移置子之意,明代郎英在《七修类稿》中写道:重茶下子,不可移植,移植则不复生也,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。又聘以茶为礼者,见其“从一”之义。
明代皇室更以焚茶来祭祀祖先,民间香案上,也有供俸茶壶的习俗。明代朱元璋时期便有茶专门祭祀的记载,明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中记载: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,今订制,岁贡止三十二斤,清明年(前)二日,县官亲诣采造,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。明代迁都北京后,宜兴和长兴每年都要向北京进贡茶叶,于清明前两天,需进贡二、三十斤茶叶至南京,在清明节当天供奉先殿祭祀时焚化。
明代中期,瓷茶壶与紫砂壶崛起,茶杯的色泽不再是茶人唯一取向,更转向茶壶的追求。入清以后,陶瓷茶具在康熙、雍正、和乾隆三朝备受爱好,而有了辉煌的发展年代,所谓“景瓷宜陶”,就是说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与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器为最佳茶器具,完全改变过去以金银茶具为贵的观点。江苏宜兴一代用五色陶土烧制紫砂茶具,更创新加入斗彩、印花、雕花等元素融入茶器中。清人郑燮亲自在一把紫砂提梁壶上题道:嘴尖肚大耳偏高,才免饥寒便自豪,量小不堪容大物,两三吋水起波涛。 当时许多文人雅士莫不以诗句来咏茶器。清代,饮茶风气盛况空前,送礼、交际、庆典、养生都离不开茶,茶在人们生活早已占有重要地位。晚清时期,茶叶所扮演的角色,不仅是行走世界的通行证,更是全球化贸易最贯彻的物质。茶运与国运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连性,当时中国可说是借由茶叶贸易兴盛而起的。此时中国茶饮不但遍及欧洲,更传到美洲新大陆。清代政治因处于封建末期,茶饮习俗具有传承文化发扬历史的特质,更兼具时代性。清代茶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,是其茶叶冲泡方式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,由于品饮方式不断创新,新颖的茶具也陆续涌现,加上茶馆林立作为平民活动的场所,饮茶风气也从贵族和文人普及到常民,品茶摆脱了贵族气息与书卷气,真正踏入常民文化之中。
从历史的演变,可看出各年代有着不同的饮茶文化与审美追求,唐代受陆羽《茶经》影响,品茶谈的是精行俭德,追求的是崇高与朴拙的美学,茶事崭现超然脱俗。宋代斗茶风气盛行,斗茶、行茶令、茶百戏方式多元,千姿百态,有著名目繁多不同特色的茶风,品茶讲究技艺。明代散茶的饮用,茶器多元,文人多追求意趣,超然物外。清代茶馆风气大盛,以市民为主的消费形态逐渐成为风气,茶艺发展更加多元也更崇实。
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,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,加上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,让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,九流十家,百家争鸣,释道儒三家并存,深刻地牵动中国历史进程,也影响茶文化的发展。
天道酬勤诚为本
德行天下执为真
作为茶德文化推广者,天德茶业将与各位茶友一起努力,让中国茶文化成为世界文化!
备注:本文特别感谢知乎的孙志超先生。